1896年，李鸿章大摇大摆地跑到美国，想要给美国人瞧一瞧他的中国风。他特意穿上了太后赐的黄马褂，准备秀一波。不过，他一出现，旁边的美国人都穿着时髦的西装，简直跟他格格不入！
一八九六年，纽约码头上来了一个很扎眼的中国老人。七十三岁，胡须发白，行李里装着出使俄国的风尘，也装着甲午战败后的冷眼。美国人倒不管他在国内挨了多少骂，只觉得新鲜：大清重臣来了，第一位踏上美国土地的中国高官来了。报纸追着写，街头跟着看热闹，连《纽约时报》也抢着要采访他。
李鸿章这趟远行，本来是奉命去俄国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礼。礼成以后，他没有急着回头，而是一路向西，访问欧美列国。全程一百九十天，行程九万里。八月二十八日，他乘坐圣路易斯号邮轮抵达纽约，在美国停留十天。费城去了，总统克利夫兰也见了，场面不小。可真正有意思的，不是掌声多响，而是这个晚清老臣被新世界照得有点发愣。
九月二日清早八点半，采访地点设在华尔道夫酒店。美国记者心里犯嘀咕，哪有政要这么早见人的。寒暄一阵，九点开谈。记者问他对美国印象如何，有没有失望。李鸿章说接待很好，话头一转，又嫌美国政党太多，各说各话，把民意搅得乱哄哄。他还劝报纸出来帮民众统一认识。这话一出口，记者大概愣了愣，手记里写得很直，说这位总督对美国政党政治的理解太天真。也难怪，李鸿章熟的是衙门、奏折、朝廷脸色，美国那种吵吵嚷嚷的政治机器，他看着不顺眼，也摸不到门道。
最让他睁大眼的，是纽约的摩天楼。二十多层，往天上戳。他问美国人不怕大风把楼吹倒吗？中国肯定没法造这么高，台风一来就麻烦。听着像老派笑话，其实有点酸。高楼不是单独一幢楼，它底下垫着钢铁、工程、资金、城市管理，还有一整套工业脾气。李鸿章站在楼下，看见的是美国的楼，也看见了大清缺的那块筋骨。
教育话题也扎人。记者问中国普通百姓有没有受教育的权利。李鸿章答得不虚，中国多把男孩送去读书，好学校有，可学费挡着穷人家的孩子。寒门子弟想读书，不是想就能成。中国学校远没有美国多，朝廷也知道要多办。记者接着问女子该不该受教育。
李鸿章停了一下，说女子多在家里学，富裕人家请女教师，家门外的公立女校并没有。这规矩延续上千年，靠传统和习俗撑着。他也承认，也许该从欧美教育里挑一套适合中国的办法。话说得谨慎，却已经松了口。
整场采访里，真正让他动气的是《排华法案》。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五年，加州淘金热把大量华人卷进美国。人多了，饭碗挤了，矛盾也就冒头。一八八二年五月六日，美国国会通过法案，十年内禁止华人劳工入境，违者监禁或驱逐。这是美国第一部针对特定族群的移民法，刀口明明白白对着华人。
李鸿章知道美国大选临近，政府一时未必改法，便把话说给报纸听。他骂这法案是世上最不公平的法案，理由不是光喊冤。他说商品要竞争，劳动力也该竞争。加州一些劳工害怕华工勤俭、肯干、工钱低，便想把华人赶出去。他反问，若大清也抵制美国商品，取消美国货在中国的便利，美国人会是什么滋味？这话有火，也有算盘。
他一边夸美国发明多，制造业有冲劲，农业、商业、工业能拧到一起，一边戳破美国的疼处：美国产品贵，贵在劳动力成本高。排挤华工，看似保住本土劳工的饭碗，实际是给自己的商品加价。记者记下一个细节，李鸿章平常神情淡淡，像个老练外交官，谈到排华时却激动起来，脸部甚至抽动。那一下，比漂亮话实在。海外华人的委屈，隔着海，也能烫到他。
回国路线也耐人寻味。记者问他为什么走加拿大，不从美国西部离境，是不是因为西部排华厉害。李鸿章给了两层理由。他担任直隶总督、北洋大臣时，听过许多加州华侨诉苦，说他们没有得到美国宪法许给移民的权利，身份不被完整承认，法案之后受的歧视更多。他不愿经过那样对待同胞的地方。另一层很实在，温哥华到横滨比旧金山到横滨更短，中国皇后号船体宽大，坐着舒服。七十三岁的人，骨头也怕折腾。
谈到美国资本来华，李鸿章的门开着，门槛也立着。他说资金、劳力、土地合在一起，财富才会长出来。大清欢迎各国资本投资建厂。老朋友格兰特曾劝他引进欧美资本，办现代工业，开发中国自然资源。李鸿章听进去了，可没有把家底全摊开。
资金可以来，技术工人可以来，企业管理权要握在中国政府手中。铁路、电讯这种东西，必须自己控制。钱能借，机器能买，主权不能当添头送人。
《纽约时报》刊出采访后，美国读者很买账。记者说他亲和、优雅、坦率，像一位和善的东方来客。可这份热闹越盛，反差越刺眼。一年前，他在国内因战败和条约被骂得灰头土脸，到了美国却站进灯光里。纽约的风吹着高楼，也吹着他的衣袖。
老人站在那里，身后是迟到的帝国，眼前是轰隆作响的新世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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